梅新育
澳大利亚要大手笔出售国有资产了！正值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紧锣密鼓推进国有资产重组之际，澳大利亚计划出售1300亿澳元（约合1170亿美元）国有资产的消息理所当然引起了关注和联想。在2月13日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马赛厄斯·科尔曼（Mathias Cormann）声称此举将刺激澳大利亚经济振兴，增加就业，对联邦政府、州和地区政府而言也都是个机会，通过适当出售基础设施，上述三级政府可以回收资本，用于再投资。毫无疑问，中国国有资产的全面重组和澳大利亚出售国有资产期望达到的目标有共通之处，都希望能对本国经济有所助益，在具体操作手法方面的相同相似之处会更多；但只要全面审视，就不难看到两者之间在根本目的等方面存在本质的不同。
最为本质的区别无疑是关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澳大利亚的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因此，澳大利亚出售国有资产不涉及其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哪怕是把该国全国国有资产卖个精光，虽然必然给该国带来不小的经济社会冲击，但也无损于其基本经济制度；但中国国有资产重组则必须确保不损害基本经济制度。
与此相应，两者待处理资产规模和对国民经济、世界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澳大利亚支柱产业采矿业、最强大的企业如必和必拓、力拓、麦格理银行之类都属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作用几乎就是为他们“拾遗补漏”，出售国有资产若有闪失，尚不至于动摇国民经济根基。相反，中国国有资产覆盖面广泛，不仅主导了国家经济命脉和所有战略性部门，而且影响着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水、电、燃气、石油、电信、银行、城市公交、铁路、……等部门均由国企占据压倒优势，重组时若出大问题，完全可能动摇国本。
进一步在国际背景上考察，中国经济规模是澳大利亚所不可比的，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同样是澳大利亚企业所不可比的，更不用说在澳大利亚企业中也不算出类拔萃的当地国企。在2013年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排行榜上，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上榜企业89家（台湾地区6家），上榜总数仅次于美国的132家，到2015年中美大公司就有可能在榜单上平分秋色。而到目前为止，上榜中国大陆企业以国有控股公司占压倒多数，且其中不乏全世界同行中的冠、亚、季军企业。可想而知，这样多的中国巨型国企资产重组，倘若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整个世界经济都会感受到影响，即使离开中国最遥远的角落，也难以完全避开中国经济出大问题的余波冲击。
不仅如此，中国国有资产重组和澳大利亚出售国资的着眼点不同；前者固然存在填补某些地方财政和社保基金“坑洼”的成分，但更多地是向前看而着眼于发展；后者则主要就是为了填补财政赤字的大坑，是向后看。
中国这次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与1990年代的全面重组一样，都是秉承效率导向原则的。在这个经济结构不断发展演化的现实社会中，中国国有经济要想实实在在发挥宪法所要求的主导作用，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国有资产就必须保持相当的流动性，能够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演变而重组。因此，中国某些国资的“卖”是从已经丧失战略关键意义的领域退出，向新兴的战略部门集中，是以同样多的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产。正因为如此，1990年代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虽然被一些人称之为“私有化”，结果却是当时全行业亏损的国有经济脱胎换骨造就了一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新国企，在全世界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而对所谓“国进民退”叫得最凶的正是1990年代欣喜地欢呼当时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为“私有化”的那些人。回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有助于增强我们对当前国有资产改革重组的认识。
毋庸讳言，中国当前国有资产重组中会有一部分国有资产出售的直接目的是偿还地方债和充实社保基金。但是，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特征，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当前中国地方债问题虽然炒得火热，但大部分地方债都有对应的资产，这部分债务的形成是为了发展。相应地，向社会投资者出售这部分资产，有助于给地方财政减负，令其轻装上市，实现更加可持续地发展。
澳大利亚则不同。该国经历着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攀升，政府最新财经展望报告预计其2013—14财年财政赤字将达470亿澳元（约合420亿美元），总债务预计将攀升至6670亿澳元（约合5969亿美元）。最糟糕的是，与中国大部分地方债对应着资产不同，澳大利亚财政支出中消费性支出占大多数，投资性支出微乎其微。而且，这个国家在最近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荷兰病”，浪费性财政支出在景气中直线上升；给经济多元化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在尼日利亚之类腐败的发展中初级产品输出国，初级产品牛市中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矿产美元多半是中饱了各级官僚的私囊；而在民选政权下——即使是比较廉洁的民选政权，政府常犯的失误就是抵抗不住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被迫或主动追逐短期效应，铺张浪费，利用新增收入无节制地扩大社会福利，上马效益不佳的公共工程，以便制造立竿见影的“政绩”，换取民意支持，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对这类现象，前印尼矿业与能源部长、经济学家穆罕默德·萨德利（Mohammad Sadli）曾有评论曰：“艰难时世造就明智政策，反之也成立”（Bad times make for good policies，and vice versa）；验之于澳大利亚等国，信乎不谬。
面对这样造成的财政大坑，澳大利亚政府出售国有资产来填补，固然是不得已，却并不是直接着眼于发展。倘若该国政府没有矫正国民过度消费与福利的魄力、能力（这又恰恰是很有可能的），变卖家当过日子也绝不是长久之计，更不足以成为别国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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